如何做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浙江省问计会聚台州市黄岩区参加专题研讨的省内外专家。6月3日，在由浙江省委、省政府组 织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呼吁：历史文化村落里蕴含着祖先留下来的众多宝贵财富，在避免“劳民伤财”或“自生自灭”、避免“建设性 破坏”和“破坏性建设”的同时，一定要警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的雷同性危机。
　　2015年年末，浙江省确认的历史文化村落共有1237个，但目前这些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现状却千差万别。有的村落全村旅游收入已经 达到1亿元，也有的村落三年建设期满绩效评估不及格。
　　记者从浙江农林大学王景新教授团队的《浙江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与持续发展调研报告》中了解到：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的所有古建 筑等物质文化遗存中，有文物保护级别的4357处，其中375处为国家级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89个属于国家级。
　　2003年6月，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时，就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纳入其中。从2012年至2015年，浙江先后批准历史文化 村落保护利用重点建设村和一般村共779个。
　　调查显示，浙江各地已经探索出一些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利用方式。例如，龙泉市溪头村用不足700万元的投资，完成了其他村要花 费数千万元的修复、保护等任务，成为浙江首批美丽乡村；兰溪市诸葛村抓住先机发展古村落旅游业，2015年全村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了1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浙江全省累计完成古建筑修复6889幢，建筑外立面改造1721幢，古道修复82公里。由浙江理工大学 等两个团队完成的调研报告表明，浙江省首批40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大多数村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三年建设预期目标。
　　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千村一面，缺乏工匠与工匠精神的困境，也让一些问题暴露无遗。温州市文成县九都 村因为建设落后等原因成为唯一一个评估不及格村。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郑卫就“千村一面”的问题提醒政府部门，要警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的雷同性危机。浙江省古建 筑设计院副院长陈易也提到，村落本身的城镇化倾向，使城镇型的规划布局与建筑形式成为广大村落的模板。
　　作为在黄岩开展了多年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专家，同济大学教授杨贵庆非常反对屋顶色彩五花八门、欧陆风格照搬照抄等毫无地 方传统风貌的建筑。在他看来，这样做只是满足了外来游客的猎奇心理，削弱了历史文化村落的内涵和品质，导致“建设性破坏”和“破 坏性建设”。同时，他还认为，历史文化村落作为公共资源，不能因为市场资本的介入而成为私人俱乐部，这样有悖于历史文化村落保 护和再生的目标。
　　“有些地方为了赶工期和省造价，在选材和施工上以次充好，施工潦草，还有些地方使用现代材料粗鲁地在古建筑上打‘补丁’。”浙江理 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丁继军说，在传统建筑的保护和修复中，用料的疏忽、传统技艺的缺乏和工匠特别是工匠精神的缺失， 都是不可忽视的短板。
　　针对当前某些地方在保护历史文化村落时只注重保护建筑，而忽略村民生活质量等现象，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华 勤建议，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发展要协调，可以把古村落部分住户外迁至附近的农民新区，较完整地保护村落整体面貌；同时，调整 村落空间功能结构，完善村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上述规定是兼顾实际财政能力和社会需求的结果。然而，《送审稿》相关条款只是从原则上肯定了因文物保护遭受损失的建设单 位有获得合理补偿的权利，而对于补偿的方式、程序和标准等，并未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此外，对非国有文物所有权人因履行 文物保护义务而受到的权利限制和利益损失，并未明确规定予以补偿。
　　从国际上看，不少国家和地区已形成一套文物保护补偿的具体机制，相关立法在补偿事由、补偿范围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补偿 方式也灵活多样。除对正当权益因文物保护受到的合法侵害和限制外，还对要求所有人承担的特殊义务和特别牺牲进行补偿。对主体 因文物保护而遭受的“直接的、物质的和确定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是基本原则，而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发展权（容积率） 转移等补偿方式，甚至还涉及期待利益的补偿。补偿金额优先通过协商确定，行政裁决只有在协商不成时才发挥作用。此外，许多地 方已突破以金钱补偿为唯一方式的传统行政补偿理念，税收激励和权利转移或置换等方式也得到广泛应用。
　　《文物保护法》作为文物保护基本法，必须从原则上确立文物保护的补偿机制。但鉴于我国各地区文物保护工作情况各异，基本 立法关于补偿机制的规定不宜过细，应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对补偿方式进行探索，尤其注重探索协商型、激励性补偿方式，并与文物的 合理利用相结合，如所有权置换、容积率转移，以及通过协商寻求其他社会主体“认保”性参与等；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补偿其利益损 失，也是一种重要的选择。此外，在补偿过程中还应注重协商方式的运用，通过与受偿主体进行协商，在尊重主体正当权利、考虑主 体实际需求的同时，拓展补偿方式，也可优化行政补偿的社会效果。多样化和协商型补偿方式，是缓解传统行政补偿方式所面对的财 政压力、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