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新加坡雅思柏设计事务所董事，建筑师和规划师，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在中国，他先后受邀为山东省、北京市及其它11个主要城市的规划顾问，已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

        先驱语录

★新加坡的古建筑只有100多年，我们当作宝贝留了下来，在中国，几千年的都可以随便地被拆掉。所以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每个城市都有他的紫禁城”。

★保护山川、保护古迹、尊重地貌就是要带着与土地“谈恋爱”的态度。讲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但是在规划时忘了这个事，比如这条路太麻烦了，直线就画过去了。

★中国城市规划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赶。

★城市身份的理念在中国不很明显。几乎每个城市都要变成北京。其实每个城市都尊重他的身份，游客到中国来，他就会不断地看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每个城市都有天安门广场，我去北京看了就可以走了，都是一样的。

        3月6日，“两会”上传来最新的城镇化消息。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表示，城镇化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顺利的话可能上半年出台。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余地。最近一段时间来，李克强副总理多次强调，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然而，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李克强曾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这其中，合理的城市规划，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新加坡被公认为是可持续和宜居的“花园城市”，它出色的城市规划功不可没。作为“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也是中国很多城市的规划顾问，他深谙中国城镇化，尤其是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带着与土地‘谈恋爱’的态度”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高层最近强调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您怎样看待这一表述？

        刘太格：城市化的趋向是不可避免的，欧美80%至90%的人民住在城里，中国刚过50%。因为城市就业机会比较好，收入比较高，人才交流比较通畅，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会比较快，所以城市化是必定要面对的。因此，你们政府重视城市化，重视规划是好事，不过就是要把理念抓清楚。城市化后面的很多工作是看不见的，规划要做得合理，基础设施要做到位，人民的生活、教育、就业的机会要制造出来。在这基础上才谈城市的形象。同时，要尊重山川、尊重历史、尊重地貌，而且不要盲目地认为城市特色只靠建筑设计，所以这几方面都要配合。同时在这基础上，还要考虑到城市规划的法制化、合理化、程序化。

        Q：您曾说过城市应该各有各的风格，不能全跟北京、上海一样，到处是现代的高楼大厦。那么，您认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呢？

        A：政府很希望把城市做得有特色，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而且可以做到，不过方法要正确。一般城市领导的方法是通过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来取得城市的特色。正因如此，中国城市变得有点杂乱，因为每个人都要标新立异，要求建筑师做奇形怪状的建筑，最后整个城市尤其是中心区就变成一个“建筑杂货店”。这个理念不正确，因为城市的特色不仅仅是靠建筑设计，有特色的建筑设计不应是奇形怪状的，而应该有经典的味道。为什么故宫到现在还受人欢迎、尊重，就是因为它有高度的经典的优美。

        我觉得一个城市的特色，最主要靠三件事。

        第一尊重自然环境。世界没有任何两个城市的自然环境是一样的。很多城市都要改造环境，一改造，把河道变成直线，把山铲平，所以这个特色经常没有被注意到。我经常说保护山川、保护古迹、尊重地貌就是要带着与土地“谈恋爱”的态度。讲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但是在规划时忘了这个事，比如这条路太麻烦了，直线就画过去了。要尊重土地，把它当作是有灵性的东西。很多中国朋友来新加坡，问为什么你们的路直线的很少，我说，一方面我尊重地貌，有河道、有小丘陵我要避一避，不要把他们切掉；另一方面尊重地权，有些原来的建筑很不错，我稍微让路拐一点，这栋房子就不需要拆迁，也避免了浪费。

        城市建设不能“千城一面”

        第二就是要保留历史文物，历史古迹、建筑和历史街区，甚至于历史街区里面道路的纹理，道路的铺装，这些都是文物，还有老树，这些在中国就保留的非常少，我们在新加坡就保留的很多。新加坡的古建筑只有100多年，我们当作宝贝留了下来，在中国，几千年的都可以随便地被拆掉。所以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每个城市都有他的紫禁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者敢把紫禁城拆掉改建现代的商业中心，或者是住宅区，可是他们在每个城市里可以随意地把老街区推掉。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我们外国人到中国去，不是看现代建筑，现代建筑真正好的多数是在欧美，我们要看的是你们的中国建筑，可是很难看得到。

        Q：您曾经说过，城市规划要尊重每个城市的身份，您认为中国目前对于城市身份的理解如何？

        A：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方面。许多中国领导人在城市规划时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做得壮大、雄伟、气派，可是你说你要把一个小姑娘打扮得壮大雄伟成什么样子，在大城市也许有条件这么做，但在小城市，在乡村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当然要有排场，一个省会当然要有排场，可是一个小乡村做什么呢？可是在中国，无论是市、区、县还是村，政府大楼都是方方正正的，前面一片大广场，广场前面一个百米宽的直线的路。所以一方面又要有特色，一方面这种处理方式都是千篇一律的。

我们要尊重每个城市的身份。城市身份的理念在中国不很明显。几乎每个城市都要变成北京。其实每个城市都尊重他的身份，游客到中国来，他就会不断地看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每个城市都有天安门广场，我去北京看了就可以走了，都是一样的。

        城市规划不能太短视

        Q：您作了多少个中国城市的规划顾问？“恋爱”都谈成功了吗？

        A：我已经参与了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可以说是与这30多个城市谈了一场又一场的“恋爱”，但是最终“失恋”居多，很多原先做好的规划只有部分付诸实践，有些城市甚至全盘放弃了我所作出的规划，这是让我非常伤心和担忧的事情。

        Q：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而做一些形象工程吗？

        A：争取政绩有很多方法。其实新加坡政府刚开始建国时，需要取得人民的支持，也一样在追求政绩，不过追求政绩和合理的开发是没有矛盾的。新加坡有今天，新加坡政府的政绩就是一方面要建设，一方面要建设得非常合理。如果建设之后后果是不合理的，短期可能能过关，但是长期是过不了关的。

        Q：作为很多中国城市的规划顾问，您对于中国未来城市规划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A：中国城市规划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赶。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总体规划期限是到2020年，现在已经是2013年了，所以年限太短。我当新加坡规划局长的时候，我的规划年限是一百年。很多中国领导抱怨规划跟不上开发，就是因为规划年限太短，当然规划跟不上开发。如果把中国的规划年限延长到50年、60年，甚至70年，在远期规划的基础上做中期规划，做完中期规划再做近期规划，近期的可以再跟中期的衔接上，中期的可以跟远期的接上，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市政设计尤其需要有前瞻性。

        中国政府领导当然是越来越理解规划的重要性，因为城市规划不理想的后遗症太多，比如雾霾、塞车、洪水等，另外生活非常不方便，上班要走老远，这些都是在不理解什么叫做合理的宜居的城市规划的情况下赶出来的。所以首先一定要做远期的规划，而且要知道什么是好的城市，要按照那个规划来做。第二要抓清楚什么叫合理的规划，第三给规划师适当的时间把规划做好，第四在这期间尽管做政府该做的事。

        拆迁要做到非常合理

        Q：有人担心中国越城镇化越会加剧拆迁矛盾，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加坡在征收土地问题上有哪些经验？

        A：有一点，新加坡的法制做得非常好，比如征收土地。一方面我们宪法上已经说清楚了，政府如果按合法的手续征收土地，业主是没有权利反抗的，可是他有权利控告政府说补偿额不合理。可是政府每次做补偿时，基本是按最公平的市价给他们的。所以虽然土地征收了很多，真正上法庭的数不到5、6桩。

        拆迁要做到非常合理，新加坡的拆迁不是说一家一家地拆，是整个社区的拆，搬到同一个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老亲戚、老朋友、老同学都搬到一起去了。所以，要做到合理化、人性化，从经济角度来说做到公平化，这些我们都做到了。

        中国很大，中国的行政比新加坡难度高得多，要克服的状况比我们要难得很多，但是如果我讲的这些原则是可以接受的，只要适当的方向抓清楚了，就花点时间把事情推进。

        不应迷信“环线设计”

        Q：中国城市过于根据环线设计，而不是像新加坡这样采用卫星城的设计理念，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A：环线好像是一种迷信，无论是圆形的城市，还是方形的城市，或者是带状的城市，都是环线。其实即使是圆形的城市，环线再加辐射线的道路，到了中心区就会产生很多交通堵塞的问题。以前在华盛顿，他们的城市也是环线再加辐射线，那时候已经知道这种方式会带来中心区的交通问题，后来其他城市就改成了网状的。而中国到处是环线，这个是规划上的迷信，而没有从客观的、科学的理念去分析这个城市需要怎样的网格。这也是一个毛病。

        中国的城市缺乏把快速慢速车分割的规划，大部分的城市高度缺乏快速路网。在新加坡为什么交通比较通畅，就是因为我们的快速路网做得比较齐全。走樟宜机场到裕廊，走快速路很快就到，不会干扰到地方的道路。中国很少城市有把快速路网做好的。